暮春的风卷着海棠花瓣，轻轻拂过窗棂，落在林苏垂在膝头的手背上。她指尖微蜷，依旧紧紧捏着那封来自边关的信，素白的信纸被反复摩挲得边角卷曲，纸面上的墨迹被指尖的薄汗晕开些许，每一个字都早已刻进她的心底，可每重读一遍，心口的沉坠感便重上一分。

窗外的海棠开得泼泼洒洒，粉白的花瓣叠着层，在暖融融的日光里漾着温柔的光，连风都带着甜软的花香，是京城最惬意的暮春景致。可这满园春色、一室暖阳，却半分也照不进林苏的心里，只觉得胸腔里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，闷得她几乎喘不过气。

“烈士的故事只能支撑精神，经济才能决定上层建筑。”

突兀的一句话，毫无征兆地从脑海深处蹦出来，林苏自己都微微一怔，握着信纸的手指顿在半空。她蹙着眉细细回想，这究竟是前世课堂上某位老师的谆谆教诲，还是某本典籍里记载的至理名言？记忆像是蒙了一层薄纱，模糊不清，任凭她如何追溯，都抓不住确切的源头。可她心里清楚，这句话里的道理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，是此刻戳中西北困局的利刃。

林苏无数次在心里问这个问题，从看到信的第一刻起，这个疑问便萦绕在心头，挥之不去。闹闹明明是在做善事，明明是教妇人谋生的手艺，明明织出的布能让边关的日子好过一些，为何会落得如此境地？

此刻，看着窗外随风摇曳的海棠，她终于彻底想通了。

根源从来不在织布机，不在手艺，不在那些愿意学织布的妇人，而在经济地位。

边关的女子，生来便被刻上了依附的烙印，自幼便要遵从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“妇人不能碰机杼”的老规矩，一辈子被困在方寸庭院里，操持家务，生儿育女，从未有过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利。闹闹教她们织布，她们学得快，织得好，可织出来的布匹卖了钱，银钱会被家中的男人尽数攥在手里，会被公婆搜刮一空，哪怕是她们一针一线、日夜辛劳换来的收获，最终也落不到自己的口袋里。

她们依旧要伸手向男人讨要铜板，买根针、买缕线都要看人脸色，依旧要被那些陈腐的规矩束缚，依旧是没有半点话语权的附属品。

钱不是自己的，便没有底气；没有经济支撑，便没有话语权；没有话语权，便连改变一条老规矩的资格都没有。

这便是最残酷的真相。闹闹一腔孤勇，送去了织布机，教会了手艺，却没能给她们最核心的东西——把钱攥在自己手里的权利。

林苏缓缓将信纸放在窗台上，指尖轻轻拂过卷边的纸角，目光望向窗外那树开得热烈的海棠，思绪飞速流转，前世的记忆与今生的经历在脑海中交织碰撞。她想起前世看过的那些扶贫案例，那些偏远山区的百姓，不是没有力气，不是没有头脑，只是缺一条能自己挣钱、能长久走下去的路。真正的脱贫，从来不是一时的施舍，不是送米送面、送衣送物的短暂救济，而是授人以渔，给他们一份能安身立命、能持续增收的营生，让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挣来安稳日子，这才是拔穷根的根本。

放在眼前的西北困局，亦是如此。

闹闹给了织布机，被砸了；教了织布手艺，她们学会了，却不敢用、不能用。问题从来不是工具与技术，而是劳动的成果，无法归属于劳动者本身。

林苏站起身，在宽敞的屋子里缓缓踱步，青砖地面被脚步踩出轻轻的回响。她想起扬州的那些铺子、作坊，为何同样是教女子织布绣活，在扬州便能做得风生水起，便能冲破流言蜚语，让无数女子愿意跟着她往前冲？

因为扬州的姨娘们，能真金白银分到红利，每一笔收益都清清楚楚地落在自己的账上；因为作坊里的绣娘、伙计，能凭着自己的手艺多拿工钱，干得越多，挣得越多，银钱实实在在装在自己兜里，想给孩子买点心，想给娘家贴补，想给自己做件新衣